第四〇一章 礼部会试(第十一更)
至于一次要被锁在号舍里九天,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,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,比蹲大牢还要辛苦。
可在这些为求取功名的士子眼中,会试的辛苦是必须要熬过的,就算以前不适应,多考几次下来也就适应了。
而沈溪,还在前往适应的道路上。
相比于童生试和乡试的搜检严格,会试的入场搜查则宽松许多。这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意思,他认为举人既是国家从各省选拔上来的人才,已经算是士族阶层,人格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,不能再像对待平民那样侮辱他们。
从明初到明朝中叶,会试的搜检时行时罢,就算施行时,检查也很潦草,绝不会让考生脱下衣服,或者是检查夹层。
所以明初会试夹带作弊之事屡有发生,一直到嘉靖四十四年,朝廷才“始命添设御史两员,专司搜检,其犯者,先荷枷于礼部前一月,仍送法司定罪”,这才在会试考试中大肆搜查,甚至要宽衣脱帽。
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篇·科场》中感慨道:“四十年来,会试虽有严有宽,而解衣脱帽,一搜再搜,无复国初待主体矣!”
意思很明显,我们考童生试、乡试,就是为了能进入士族阶层,现在中了举人,都能当官了,现在却仍旧如同防贼一样对待我们,这真是让人寒心啊。
不过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,至少在弘治十二年的这次会试中,入场的搜查只是例行公事,沈溪仅仅需要拿着自己的考篮,把里面的东西随便翻给搜查的门吏看,就可以进入龙门。
到了里面,根据考生号舍的号码,列成一排。每一名考生都会有一名官兵负责守号舍,若考生在号舍内有什么事情,必须要通过这名守门的官兵。
到了自己的号舍,沈溪看了看里面狭窄的地方,竟然比之乡试的号舍还要狭窄几分,连拉屎撒尿的木桶都是旧的。
进去之后,将门锁上,沈溪顿时感觉自己进入无边的黑暗之中。
想到未来九天要被关禁闭,沈溪心里多少有些小失落,反正入场第一天没有试考。他就坐下来,闭上眼睛想心事,很快天就黑了下来。
沈溪带进考场的东西,基本跟乡试相同,米饭和咸菜,还有熏肉,不过加了厚厚一沓炊饼。
说是九天考试,实际上在号舍里要待上七天八晚,二月十六上午就可以出考场。一次要带够八天的吃食。稍微带少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,但带得多了,又带不进考场。
沈溪没打算在号舍里做饭,倒不是说他力不能及。而是怕生火做饭带来一些麻烦,索性带些现成的。
毕竟现在只是二月天,只要不是流食,要保存七八天还是可以的。其中有不少出自林黛的心意。
林黛已经在期待,沈溪从考场出去后,跟她做正正经经的小夫妻。
黄昏吃饭时。沈溪便在想林黛在家里做什么,估摸着是在缝制新婚所用的衣衫,只是一件简单的红褂子,从沈溪入太学时她就在缝制,却因为手艺不怎么好,到现在都还没做成成衣。
会试的第一场考试,仍旧是四书文和五经文,跟乡试的考察范围没任何区别。三篇四书文,四篇五经文,时间相对宽泛一些,要到第二天上午才会交卷。
也就是说,其实第一场的考试时间是一天半,一口气写完七篇文章。
对沈溪而言,写四书文和五经文已经跟家常便饭一样,光是他这些年写的八股文,少说也有两三千篇,多的时候一天能作上十几篇,读背的程文,加上前世记忆的明清优秀八股文,则有上万篇。
对于科举考试来说,这第一场的四书文和五经文永远是最重要的。
由于老师冯话齐的本经是《春秋》,沈溪的本经也就选择了《春秋》,但这次他却没有选《春秋》的题,而选的是《诗经》,这是他特别改变的。
沈溪想的是出奇制胜。
对于大多数考生而言,本经是什么,那研究必然透彻,而对五经的其它内容基本不怎么在意。
沈溪很清楚一个道理,那就是有许多人盯着他,那些同考官出自翰林,也很有可能会盯住他,那对于本经是《春秋》考生的答卷,这些人会格外留意,甚至可能吹毛求疵,他就干脆选别的题目。
二月初九早晨,第一场考试正式开始。
三篇四书文分别出自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孟子》,而沈溪选定的四篇五经文都是出自《诗经》,分别是《国风·鄘风·干旄》、《小雅·六月》、《大雅·板》、《周颂·有瞽》。
从太阳从东方升起,号舍里光线足以读书写字,沈溪就开始抓紧时间做文章,但其实对于会试的众举子来说,第一场考试完全没必要太过着急。
因为会试要等最后一场考试结束,才统一收卷,就算你头七天什么都不答,到第八天再用一天时间来完成,那也是可以的。但整场考试下来,要写的文字超过万字,想在最后一天写出来有些不切实际。
对沈溪而言,规矩是一定的,那就是放下四书文,先作五经文。
会试考试内容跟乡试基本一样,但阅卷会比乡试严格得多,会试绝不会出现跟乡试一样只看四书文的情况。
考生考卷中答题得分的比重,三场下来几乎是相同的,先不论文章文采,若哪个考生哪一道考题写偏题了,等于是被直接刷下去。
参加会试的这三千五百名考生,那可不是泛泛之辈,若在会试中有偏科和错漏,还想中进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,若真有这种情况出现,那不好意思,下届会试请早。
第一天下来,波澜不惊。
沈溪对于这届会试的考题,属于提前知晓。但沈溪之前便很谨慎,就算为这届考试提前做好文章,也从未直接落笔于纸面过,都是将文章成于胸,再仔细斟酌,对文章内容进行修改。
别人是用七八天时间答题,他用的可是四五个月,从沈溪得知自己中了乡试解元,就一直在准备这次会试,丝毫没怠慢过。
事实证明。考题与历史记载的完全相同,并未有丝毫偏差。
……
……
二月十二,第二场考题下来。
第二场是公共科目的考试,考的是“论”、“诏诰表”、“判语”,论考的是论述性文章,不再用八股文,出题也不会从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上出,范围相当广泛,跟高考作文类似。
这届会试的论考题为“君子中立而不倚”。出自《礼记》,原文是“故君子和而不流,强哉矫;中立而不倚,强哉矫。”乍一看又是儒家学说中崇尚的中庸之道。但其实主要考察的是官员不能结党营私。
这题目具有很强的迷惑性,出自《礼记·中庸》的题目,若直接以八股文的形势来答,那议论的范围会很狭窄。在代圣人立言的前提下,你只能用圣人的话来说,圣人可不会告诉你。官员不能结党营私。
这也是这道题歹毒的地方,“君子中立而不依”,我出的可不是《礼记》的原文,这是论的考题,你自由发挥就可以了,若真有那书呆子非要用八股文来答,那这道题基本也就属于走题,可以收拾铺盖卷回家。
沈溪明白了这一点,答题就容易多了。
至于“诏诰表”、“判语”,都是官场的应用文,是做官时用得上的东西。
其一是代拟公文,其二是写批语,第一条是应付上级的,第二条则是交待下级,考察内容非常全面。
沈溪用了两天时间来作第二场的题目,他没有跟一些考生一样,要等第三场题目下来,拟好草稿之后再往卷子上誊抄,因为沈溪觉得这样做很麻烦,还不如在草稿纸上写好后直接誊抄到卷子上,如此也能给第三场考试争取更加宽松的时间。
前两场考完,对大多数考生而言,这考试基本就跟结束了一样,因为按照以往的规矩,第三场的“策问”很简单,一问一答,将你的观点成文,那便可以了。
策问一共有五道,以前会试的“策问”,从来都是走过场,属于“附加题”,考官很难从“策问”中评断考生才学的优劣,毕竟题目简单,容易作答。
可沈溪之所以抓紧时间把前两场的考题列卷,就是知道这届会试最大的难题,其实是最后鬻题案的导火索,正就是在最后五道策问题中的第三道题上。
这道题,历来是历史争论的焦点。
但争论的本身已不在题目上,而在于科场之外,唐伯虎和徐经是否真的提前得到了考题?
这道策问,几乎将整个参加会试的考生都给难住了,只有二人答题流利,让程敏政以为这作出卷子的二位是唐伯虎与徐经,“甚异之,将以为魁”,于是被给事中华昹弹劾。
华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,仅仅根据程敏政一句话,以及外间对于鬻题案的传说,就匆忙上奏给弘治皇帝,一场轰轰烈烈的礼部会试鬻题案展开,最后以查无实据和各打五十大板结束。
这次礼部会试,造就声名最大的不是最后的状元伦文叙,也不是仅仅以列二甲第七名、后来却以心学闻名海内的王阳明。而成就的是一个怀才不遇,狂放不羁却一生与仕途无缘的大诗人、书画家唐伯虎。
这一道题,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,程敏政经牢狱之苦,出狱才不过几天就发急病而死。
怪只能怪,程敏政把这道题出得太偏太难,而他的那句话又实在太过惹耳。
二月十五,第三场考试的题目终于下发下来。
沈溪没有看另外四道题,而是直接留意第三题,“问: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,非问之审、辨之明……”
正是那道改变了唐伯虎命运的策问题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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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沈溪,还在前往适应的道路上。
相比于童生试和乡试的搜检严格,会试的入场搜查则宽松许多。这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意思,他认为举人既是国家从各省选拔上来的人才,已经算是士族阶层,人格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,不能再像对待平民那样侮辱他们。
从明初到明朝中叶,会试的搜检时行时罢,就算施行时,检查也很潦草,绝不会让考生脱下衣服,或者是检查夹层。
所以明初会试夹带作弊之事屡有发生,一直到嘉靖四十四年,朝廷才“始命添设御史两员,专司搜检,其犯者,先荷枷于礼部前一月,仍送法司定罪”,这才在会试考试中大肆搜查,甚至要宽衣脱帽。
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篇·科场》中感慨道:“四十年来,会试虽有严有宽,而解衣脱帽,一搜再搜,无复国初待主体矣!”
意思很明显,我们考童生试、乡试,就是为了能进入士族阶层,现在中了举人,都能当官了,现在却仍旧如同防贼一样对待我们,这真是让人寒心啊。
不过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,至少在弘治十二年的这次会试中,入场的搜查只是例行公事,沈溪仅仅需要拿着自己的考篮,把里面的东西随便翻给搜查的门吏看,就可以进入龙门。
到了里面,根据考生号舍的号码,列成一排。每一名考生都会有一名官兵负责守号舍,若考生在号舍内有什么事情,必须要通过这名守门的官兵。
到了自己的号舍,沈溪看了看里面狭窄的地方,竟然比之乡试的号舍还要狭窄几分,连拉屎撒尿的木桶都是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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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到未来九天要被关禁闭,沈溪心里多少有些小失落,反正入场第一天没有试考。他就坐下来,闭上眼睛想心事,很快天就黑了下来。
沈溪带进考场的东西,基本跟乡试相同,米饭和咸菜,还有熏肉,不过加了厚厚一沓炊饼。
说是九天考试,实际上在号舍里要待上七天八晚,二月十六上午就可以出考场。一次要带够八天的吃食。稍微带少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,但带得多了,又带不进考场。
沈溪没打算在号舍里做饭,倒不是说他力不能及。而是怕生火做饭带来一些麻烦,索性带些现成的。
毕竟现在只是二月天,只要不是流食,要保存七八天还是可以的。其中有不少出自林黛的心意。
林黛已经在期待,沈溪从考场出去后,跟她做正正经经的小夫妻。
黄昏吃饭时。沈溪便在想林黛在家里做什么,估摸着是在缝制新婚所用的衣衫,只是一件简单的红褂子,从沈溪入太学时她就在缝制,却因为手艺不怎么好,到现在都还没做成成衣。
会试的第一场考试,仍旧是四书文和五经文,跟乡试的考察范围没任何区别。三篇四书文,四篇五经文,时间相对宽泛一些,要到第二天上午才会交卷。
也就是说,其实第一场的考试时间是一天半,一口气写完七篇文章。
对沈溪而言,写四书文和五经文已经跟家常便饭一样,光是他这些年写的八股文,少说也有两三千篇,多的时候一天能作上十几篇,读背的程文,加上前世记忆的明清优秀八股文,则有上万篇。
对于科举考试来说,这第一场的四书文和五经文永远是最重要的。
由于老师冯话齐的本经是《春秋》,沈溪的本经也就选择了《春秋》,但这次他却没有选《春秋》的题,而选的是《诗经》,这是他特别改变的。
沈溪想的是出奇制胜。
对于大多数考生而言,本经是什么,那研究必然透彻,而对五经的其它内容基本不怎么在意。
沈溪很清楚一个道理,那就是有许多人盯着他,那些同考官出自翰林,也很有可能会盯住他,那对于本经是《春秋》考生的答卷,这些人会格外留意,甚至可能吹毛求疵,他就干脆选别的题目。
二月初九早晨,第一场考试正式开始。
三篇四书文分别出自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孟子》,而沈溪选定的四篇五经文都是出自《诗经》,分别是《国风·鄘风·干旄》、《小雅·六月》、《大雅·板》、《周颂·有瞽》。
从太阳从东方升起,号舍里光线足以读书写字,沈溪就开始抓紧时间做文章,但其实对于会试的众举子来说,第一场考试完全没必要太过着急。
因为会试要等最后一场考试结束,才统一收卷,就算你头七天什么都不答,到第八天再用一天时间来完成,那也是可以的。但整场考试下来,要写的文字超过万字,想在最后一天写出来有些不切实际。
对沈溪而言,规矩是一定的,那就是放下四书文,先作五经文。
会试考试内容跟乡试基本一样,但阅卷会比乡试严格得多,会试绝不会出现跟乡试一样只看四书文的情况。
考生考卷中答题得分的比重,三场下来几乎是相同的,先不论文章文采,若哪个考生哪一道考题写偏题了,等于是被直接刷下去。
参加会试的这三千五百名考生,那可不是泛泛之辈,若在会试中有偏科和错漏,还想中进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,若真有这种情况出现,那不好意思,下届会试请早。
第一天下来,波澜不惊。
沈溪对于这届会试的考题,属于提前知晓。但沈溪之前便很谨慎,就算为这届考试提前做好文章,也从未直接落笔于纸面过,都是将文章成于胸,再仔细斟酌,对文章内容进行修改。
别人是用七八天时间答题,他用的可是四五个月,从沈溪得知自己中了乡试解元,就一直在准备这次会试,丝毫没怠慢过。
事实证明。考题与历史记载的完全相同,并未有丝毫偏差。
……
……
二月十二,第二场考题下来。
第二场是公共科目的考试,考的是“论”、“诏诰表”、“判语”,论考的是论述性文章,不再用八股文,出题也不会从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上出,范围相当广泛,跟高考作文类似。
这届会试的论考题为“君子中立而不倚”。出自《礼记》,原文是“故君子和而不流,强哉矫;中立而不倚,强哉矫。”乍一看又是儒家学说中崇尚的中庸之道。但其实主要考察的是官员不能结党营私。
这题目具有很强的迷惑性,出自《礼记·中庸》的题目,若直接以八股文的形势来答,那议论的范围会很狭窄。在代圣人立言的前提下,你只能用圣人的话来说,圣人可不会告诉你。官员不能结党营私。
这也是这道题歹毒的地方,“君子中立而不依”,我出的可不是《礼记》的原文,这是论的考题,你自由发挥就可以了,若真有那书呆子非要用八股文来答,那这道题基本也就属于走题,可以收拾铺盖卷回家。
沈溪明白了这一点,答题就容易多了。
至于“诏诰表”、“判语”,都是官场的应用文,是做官时用得上的东西。
其一是代拟公文,其二是写批语,第一条是应付上级的,第二条则是交待下级,考察内容非常全面。
沈溪用了两天时间来作第二场的题目,他没有跟一些考生一样,要等第三场题目下来,拟好草稿之后再往卷子上誊抄,因为沈溪觉得这样做很麻烦,还不如在草稿纸上写好后直接誊抄到卷子上,如此也能给第三场考试争取更加宽松的时间。
前两场考完,对大多数考生而言,这考试基本就跟结束了一样,因为按照以往的规矩,第三场的“策问”很简单,一问一答,将你的观点成文,那便可以了。
策问一共有五道,以前会试的“策问”,从来都是走过场,属于“附加题”,考官很难从“策问”中评断考生才学的优劣,毕竟题目简单,容易作答。
可沈溪之所以抓紧时间把前两场的考题列卷,就是知道这届会试最大的难题,其实是最后鬻题案的导火索,正就是在最后五道策问题中的第三道题上。
这道题,历来是历史争论的焦点。
但争论的本身已不在题目上,而在于科场之外,唐伯虎和徐经是否真的提前得到了考题?
这道策问,几乎将整个参加会试的考生都给难住了,只有二人答题流利,让程敏政以为这作出卷子的二位是唐伯虎与徐经,“甚异之,将以为魁”,于是被给事中华昹弹劾。
华昹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,仅仅根据程敏政一句话,以及外间对于鬻题案的传说,就匆忙上奏给弘治皇帝,一场轰轰烈烈的礼部会试鬻题案展开,最后以查无实据和各打五十大板结束。
这次礼部会试,造就声名最大的不是最后的状元伦文叙,也不是仅仅以列二甲第七名、后来却以心学闻名海内的王阳明。而成就的是一个怀才不遇,狂放不羁却一生与仕途无缘的大诗人、书画家唐伯虎。
这一道题,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,程敏政经牢狱之苦,出狱才不过几天就发急病而死。
怪只能怪,程敏政把这道题出得太偏太难,而他的那句话又实在太过惹耳。
二月十五,第三场考试的题目终于下发下来。
沈溪没有看另外四道题,而是直接留意第三题,“问:学者于前贤之所造诣,非问之审、辨之明……”
正是那道改变了唐伯虎命运的策问题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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